慈禧太后一生有两次因为战争逃离紫禁城。第一次是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,她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避难,彼时她还是懿贵妃;第二次是在整整40年之后的1900年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际,她身为大清帝国的主宰者,仓皇西奔。
1900年英军通过这座水门侵入北京内城。
万人敬仰、稳操生杀予夺大权的慈禧太后,为什么会在1900年抛弃庙堂匆忙他顾呢?我们梳理一下这件事的前前后后。
一、太后的愤怒
“义和团,起山东,不到三月遍地红。孩童个个拿起刀,保国逞英雄。”
这是一首描述“扶清灭洋”的义和团蓬勃兴起的歌谣。1900年6月21日,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发布诏书,厚集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和团,对八国联军“大张鞑伐,一决雌雄”。
八国联军侵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。
1898年“戊戌变法”流产,维新党人搞了个“围园杀后”计划,慈禧太后以为是光绪帝所主持,对他痛恨至极不能原谅。
义和团成员,手持“钦命义和团粮台”旗帜。
“戊戌政变”后,慈禧太后将光绪帝软禁于瀛台,并决定废黜他另立新君。
1900年1月24日,慈禧太后立端郡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,并预定庚子年元旦(1900年1月31日)登基,光绪帝行让位礼。
消息传出后,驻京公使表示反对,这种态度限制了慈禧太后的手脚,她不敢贸然推进废立计划了。
载漪大为恼怒,眼看儿子要做皇帝、自己要做太上皇,却因为洋人的干预而鸡飞蛋打,是可忍孰不可忍!
恰在此时,义和团在山东、直隶一带开坛聚众,杀洋人、烧教堂,声势日益浩大,清军已难以阻遏。
义和团捣毁的丰台火车站。
义和团的兴起,一是华北大旱,民不聊生,二是民教冲突越来越多,传教士干预地方事务,侵夺百姓利益,激起民愤。
载漪极力怂恿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向洋人开战,他将捏造的情报透露给太后,说洋人不但反对废立,还要求太后归政光绪帝。
归政光绪帝?让我放弃掌了40年的大权?让光绪帝再来一次“围园杀后”?让康有为、梁启超那帮愤青变易大清祖制?
载漪这句话成功戳到了慈禧太后最敏感的部位。数月以来她都在思考,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,听了载漪提供的信息,她拿定了主意:利用义和团杀杀洋人的威风。
慈禧太后当然不相信义和团有什么“刀枪不入”的神功,但是他们人多啊,“同日不期而集者,不下数十万人”。更关键的一点,这些人都有“灭洋”的志向,民气可用啊!
同时,八国联军的军事侵略行动也刺激着慈禧太后。尤其是1900年6月20日,联军占领天津,京城失去屏障,直接促使太后做出了“一决雌雄”的决定。
1900年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之后的英使馆译员之家。
利用义和团围攻列强驻华使馆,与列强开战,显然不是理智的选择。朝廷中有大臣明确反对,他们认为“攻杀使臣,中外皆无成案”,请求太后“抚定民心、慰安洋情”。
慈禧太后对主和派的回应干净利落:杀无赦。7月28日,斩吏部左侍郎许景澄、太常寺卿袁昶。8月11日,斩兵部侍郎徐用仪、户部尚书立山、内阁学士联元。
不少封疆大吏同样反对开战,但他们比许景澄等人油滑。李鸿章、袁世凯、刘坤一、张之洞等督抚对慈禧太后阳奉阴违,暗中与列强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,即“东南互保”。
慈禧太后身边围了一众主战派,无论内外大臣赞成还是反对,她铁了心要把这一仗打下去。
她觉得,一切都在之际的掌控之中。
二、走为上策
事实证明,慈禧太后失算了,局面完全不在她的掌控之中。清军与义和团看上去人多势众,但在联军的快枪快炮面前,根本不堪一击。
八国联军焚毁正阳门箭楼。
8月14日,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,城内君臣乱作一团。京城守不住了,三十六计走为上策,到了“西狩”时刻。
8月15日晨,天还没亮,子弹嗖嗖射入紫禁城,慈禧太后惊惧而泣,慌乱中化妆成民妇,带着光绪皇帝、皇后出逃。跟从者有载漪、溥儁、庄亲王载勋、辅国公载澜、大学士刚毅等。
珍妃拒绝跟从,甚至恳请光绪帝留下主持大局。慈禧太后没心情跟她讲道理,直接让太监把她投到了井里。
太后一行过西华门出宫,乘骡车出西直门。《庚子国变记》记道:“暮至贯市,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。民或献麦豆,至以手掬食之,须臾而尽。时天渐寒,求卧具不得,村妇以布被进,濯犹未干也。”
由于京城周边遭义和团和溃兵席卷,百姓逃跑一空,州县全无供应,因此皇家队列的狼狈之状甚于1860年。且看慈禧太后出宫第三日抵达怀来县时的自述:
“连日奔走,又不得饮食,既冷且饿。途中口渴,命太监取水,有井矣而无汲器;或井内浮有人头,不得已,采秫秸秆与皇帝同嚼,略得酱汁,即以解渴。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,相与贴背共坐,仰望达旦。晓间寒气凛冽,森森入毛发,殊不可耐。”
此情此景,以“惶惶然若丧家之犬”来形容非常贴切。
慈禧太后逃难之际,八国联军正在蹂躏北京百姓。
途经昌平州时,太后想进城休整。其时知州裴敏中患重病,霸昌道凤昌在城中主持事务。因太后一行来得仓促,事前并没有发来谕旨,也没有任何口讯,当这支落魄的队伍在城下叫门时,凤昌以为是贼人诱骗,所以坚闭不纳,且从城上鸣枪示警。“两宫不得已,乃绕城奔驰,盖恐洋兵之蹑其后也。太后因此甚愤愤。”
好在在昌平境内遇到了率兵勤王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,太后“心稍安”。晚上宿破庙,岑春煊持刀彻夜守在庙门外。太后梦中忽然惊醒,他朗然对曰:“臣春煊在此保驾。”
途经延庆州行至怀来县,太后自嘲道“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”,光绪帝也“蓬首垢面,憔悴已极”。当听说知县吴永为她准备了小米粥,饥肠辘辘的太后兴奋地叫道:“有小米粥?甚好,甚好,可速进。”
喝过粥,吴永又献上从民间搜求的五只煮鸡蛋,太后连吃其三,其余两只赏给了光绪帝。
八国联军在紫禁城阅兵。
慈禧太后在怀来短暂驻跸,安排了西行路线和途中供支事宜。其间,如同惊弓之鸟的太后再也听不得枪声,下旨:“予与皇帝驻跸在此,城内外不许有枪声。下令后如再有人放枪,可即擒拿处斩。”
此后,太后与皇帝免于了饥寒,逐渐恢复了皇家的体面,西行队列也变得浩荡起来。
经过25天的颠簸劳顿,到达太原。在山西地方官的精心安排下,太后住进了太原行宫,用上了以前为嘉庆皇帝巡幸五台山准备的金银器皿。晋商家底雄厚,支持了太后奢华铺张的生活。
她原本打算驻于太原,等局势稳定就从这里回銮,但听闻联军正在追来,不得已再次踏上行程,继续向西,一路跑到西安才停下来。
三、屈膝求和
慈禧太后出京时十分匆忙,未对政务做出任何安排,可以说,有两天时间,大清王朝处于无君的状态。
等出了居庸关,联军一时半会追不上来,慈禧太后才于8月17日开始处理北京残局。她下旨:“荣禄、徐桐、崇绮均著留京办事。”
她对北京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。其时,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崇绮跑到了保定,大学士徐桐已经自杀。
八国联军拆毁北京城墙建铁路。
8月19日,她仍然不知荣禄、徐桐、崇绮三人的下落,一方面仍令荣禄、徐桐、崇绮熟商“和局”,一方面令身在上海的李鸿章“迅筹办法,或电各国外部,或商上海各总领事”。
8月27日,太后明确:庆亲王奕劻会同全权大臣李鸿章,与列强展开谈判。(到这一天,慈禧才获悉荣禄和崇绮退守保定,且仍不知徐桐已死。)
可是,丧师失地、首都沦陷之际,哪有什么“议和”“谈判”可言?所有谈判条款都是列强拟定的,李鸿章作为战败国的代表,根本没有设置议题的权力。
列强讹诈银两就不说了,处置肇祸大臣,也不容商议。联军要求将载漪、载勋、载澜、刚毅、赵舒翘等王公大臣数十人处死,李鸿章屡与辩护。
联军司令瓦德西威胁说:“吾等所列罪魁,皆其从者,为全中国体面,其首罪名,尚未提出也。此而不允,则吾将索其为首者。”所谓“首罪”,明摆着就是慈禧太后啊。没办法,慈禧太后只得按照联军的要求处死一批大臣。
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八国联军谈判。
太后在路上处理的第二件大事,就是镇压义和团。9月7日,她说:“此案初起,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,今欲拔本塞源,非痛加剿除不可。”
老太太翻脸真是比翻书还快!6月21日,召集“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”出自她的诏书啊!两个月还不到,她就翻脸不认账,还倒打一耙。
只能说,此时此刻,义和团对她已经没有利用价值,正好让他们“背锅”。她分别要求直隶、山西等省的督抚擒获首脑人物,解散拳民,“严行查办,务净根株”。
同时,声称“教民亦系中国赤子”,令地方官加强保护,并惩处了部分纵拳闹教的官员。
第三件事,8月20日,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世人发布了一份《罪己诏》。她怎么说呢?她说,这次遭遇祸乱,并非萌发于一朝一夕,“果使大小臣工,有公忠体国之忱,无泄沓偷安之习,何至一旦败坏若此?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,天良具在,试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?其自许忠义者安在?今见国家阽危若此,其将何以为心乎?”
李鸿章在《辛丑条约》上的签名。
诏书中除了“知人不明,皆朕一人之罪”算是模棱两可的自责,其余全是在责备大臣们未能尽职尽责。后半部分又对臣下提出各种要求,如“各直省督抚,更宜整顿边防”“上念祖宗养士之恩”“卧薪尝胆,勿托空言”等等。
不得不说,这是一份毫无诚意的罪己诏。非但没有罪己,反而将事变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,真算得上历史奇观了。